|
唐山。那个血色的凌晨,那个撼动了整个华北大地的十几秒,那个带走了24万余生命的震颤,铭刻在了38年前的今天——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就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县界冷口,在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
唐山籍作家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几经波折，让这段历史得以在公众面前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全貌。
一个神秘电话,让张庆洲心头一颤。
1996年,张庆洲出版了一部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
不久,他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在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就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一个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
张庆洲心头一颤,赶忙问:“你是谁?”
然而,无论怎样追问,致电者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并留下了杨友宸家的地址。
搁下电话,张庆洲再也无法平静……
1986年,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详尽记录了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事,大地震的惨痛被世人所知晓。然而,对于地震前的预报情况,书中很少提及。对于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情况,学术界的争论始终不休。但无论如何,它是中国地震史上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它留下了一些中国地震工作者毕生的遗憾。
是否要碰触这个过于敏感的问题,张庆洲犹豫了。
然而,身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他永远无法忘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1976年,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抢救不当,大姐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这场塌天大祸中,多少民居被摧毁,多少生灵遭涂炭。这巨大的伤痛,永远地留在了张庆洲的心里,无法弥合。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面对历史,有人回避真相,企盼时间慢慢抚平一切。然而,更多的人会选择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有朋友提醒张庆洲,“虽然唐山大地震已经是历史,但写得再准确,再生动,再精彩,依然是一段历史。”一句话点醒了他:只要不找到出路,历史的悲剧就还有可能重演。这,正是历史对今天的责任,同时又是今天对历史的责任。
在反复的犹豫中,张庆洲逐渐坚定了信念。1998年,艰苦的调查开始了。
“我身体不好。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张庆洲摸到杨友宸家。一听到“唐山大地震”几个字,杨友宸的神情就变了。
“你是做什么的?”“河北省作协的。”张庆洲拿出证件。“想干什么?”“了解唐山的地震监测情况。”“是唐山人吗?”“是。”
“好吧。”
中国地震界都知道有一个“唐山杨”,是个敢说话的人。
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向他上报数据。虽然他没有被任命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但却是实际负责人。
在40多个监测点中,有各厂矿监测台站,还有学校监测台站。虽然是一支业余监测队伍,但监测人员大都是本科生,不仅懂业务,也很有责任心。从1975年年底开始,各个监测点纷纷监测到异常情况。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均老师……一些监测者根据自己的测量、计算,都发出了唐山即将有地震的预报。
1976年年初,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杨友宸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五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然而,眼看就要摸着大震了,组织上却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就在大地震预计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从1968年到1976年,千难万苦地,铺了那么大的一张监测网,不敢眨一下眼,夜以继日地工作,都是为了抓到这次强震。可是,风风雨雨多少年,最终却没报出来。失去了24万人,惨哪!”面对张庆洲,老人哭了。苍老的脸上,泪珠滚落了一颗,又滚落了一颗。
杨友宸的直白,将历史真相撕开了第一道口子。他的坦诚,也让张庆洲感到意外。
“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和你说吗?”老人缓缓地说:“我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
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少为人知的“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1976年,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的是冉广歧。
20多年后,张庆洲到青龙县找冉广歧,听说他调到保定任市委副书记,已离休,便追到保定。有朋友相劝,说老人不想提青龙的事。然而张庆洲不死心。老人发话:“我还是组织的人呢,你有组织的介绍信吗?”张庆洲只得跑到保定市委办公厅开了介绍信。
见了面后,两人又先来了一番天南海北的侃大山,迂回良久,才提起当年。
1976年7月,国家地震局的一行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批同志坚持认为大震将近,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在全国地震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晚间座谈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了通报,从唐山火速赶回县里。7月24日,青龙县“一把手”冉广歧顶着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向全县预告灾情。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青龙县的人几乎全被赶到室外生活。
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可人都好好的,万幸!无人伤亡的青龙一度成为唐山的后方医院,还派了救援队,拉着食品拉着水赶赴唐山。
地震后十几天,超负荷的忙碌之下,冉广歧终于病倒了,而果敢的决断和紧张应对的结果,是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
“您是有功之人,为什么不想提这事呢?”
冉广歧回答:一是自己不想王婆卖瓜;二是大地震过了一些日子后,承德地委书记有话: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从此,这事就压下了。
20多年来,冉广歧从不跟人提起“青龙奇迹”。即便在1996年,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前来考察“青龙奇迹”时,冉广歧也是一样的轻描淡写。然而,20多年之后,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冉广歧不能沉默了。
当被追问“您作为一把手发布临震预报,到底有啥压力”时,他的回答发人深思:
“我也有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
多年之后,记录早已无处可寻。他不说,谁会知道?
1976年,刘占武的职务是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
大地震时,他的胳膊断了,胸椎第八、九、十节砸坏了,险些瘫痪。“我爱人把我运到了飞机场,后来来了医疗队,大夫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脱口说出了工作单位。人们叫着喊着就围上来了,也有撸胳膊卷袖子的要动手。‘地震咋砸不死你!’‘大夫,不要给他治!’……我望着父老乡亲们,哭了。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刘占武是第一位向张庆洲承认自己在预报中失误的地震工作者。采访中,他一口紧一口地吸烟。每提起一位遇难者,他便沉默一阵,烟雾也浓烈一阵。
那一震,让他悔恨了几十年。
刘占武所在的唐山监测中心台,是与杨友宸负责的唐山地震办公室平行的机构,前者是专业队伍,而后者是业余队伍。
在大震之前,除了由他负责的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出现明显变化外,唐山地震办公室的同仁们也先后报上异常情况,并提出了大震的概念。刘占武坦然承认,山海关一中吕兴亚和乐亭红卫中学侯世均曾向他发出了地震警报。然而,对于这些预报,他却将信将疑,觉得他们用的是土地电,极距太短。而自己的专业台站埋设在田野里的线路呈十字架形,各1000米的长极距,结果应该更可信。于是,在安排落实处理异常情况之后,他向上级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出了“还要继续观察”的汇报建议。
刘占武还在大口大口地吸烟,他是在恨自己,恨自己当时没有及时组织会商:“出现那么多临震异常的现象,我们竟然就这么让它过去了。24万具尸体是多少?堆成山!”
纠缠心底的痛苦持续了好多年。每当有人偶然提起了地震,他从不吱声。但是,每年清明节,他都去一个叫后于家店的地方,给在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填一锹新土。
二十多年后,沉默一旦打破,在痛苦与忏悔中迸发出来,就必定是坦荡可贵、光明磊落的真实。
事实上,当时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成功预报几乎无人知晓,多年之后,记录也早已无处可寻。刘占武不说,谁会知道?但他仍旧忏悔。没有一丝一毫掩饰的忏悔令人由衷地钦佩,那需要何等的勇气?
有什么比敢于直面真相更值得崇敬?
一共采访了多少个人,张庆洲自己也说不出确切数字。
为了让曾经准确预报地震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接受采访,他在大雪纷飞的隆冬骑了40多分钟的摩托,三顾茅庐;为了说服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的梅世蓉接受采访,他从唐山往北京打长途电话,电话结束后,烟灰缸里竟多出了好几个烟头。
每一个人名背后都有一段艰难的调查历程。而每一段述说,无论是为难的,还是勇敢的,踌躇的,还是坚定的,毕竟都把实话讲了出来。比起那些冷漠以对24万具尸骨,仍然吞吞吐吐不愿说出真相的人,他们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值得我们尊重。虽然披露真相如同残忍地揭开一道伤疤,然而,那也是诚实而真诚的。有什么比敢于直面历史更值得崇敬呢?
2000年,《唐山警世录》写作完成。一家出版社要出这本书。然而,进入印刷程序后,有人提出应该先送审,结果没有通过。一搁多时。
2004年,书稿再次送往国家地震局。很快,张庆洲收到了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用毛笔亲笔书写的回信,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之后,宋瑞祥还欣然提笔,为从未谋面的作者写下了序言。
2005年5月,《唐山警世录》由《报告文学》杂志以增刊的形式发表。
那天,张庆洲打电话给杨友宸,报告这个好消息。然而,杨友宸的老伴说,老先生已在两年前病逝了。昏迷时,他一遍遍地念叨:“晓洲(张庆洲笔名)的书怎么还不出啊!”深深的遗憾,已经无法追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