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在暗中写作《古拉格群岛》时，别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并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索尔仁尼琴答：“这句谚语的下一半却是：忘记过去，你会失掉两只眼睛。” 张庆洲十年前写了一本《唐山警示录》，十年后，作为此书续编的《幸存者说》问世了。前一本书，为他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波折，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阴谋论者，对此，张庆洲说，他只是一个说真话者。
张庆洲：河北唐山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震城》，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中篇小说《草民》、《折箩》，短篇小说《鸟的》等。
张庆洲
如今的唐山，看不到一点地震的痕迹了，道路早修好了，新的高楼一层一层地建起来，路边紧紧的挤着的饭馆招牌透露着最日常的生活讯息。只是，街道上人很少，给人一种怪异的后现代式的荒芜感。
在这个新城里，历史变成了一种猜想，猜想那些偶尔经过的行人中，究竟有哪些是四十年前那场地震的幸存者？但幸存者又总是面目模糊的，是历史洪流中自动下沉的部分，但唐山人张庆洲却试图潜入水底，去打捞一些当年灾难留下来的碎片。
在聊起唐山地震前，他先给我讲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故事本身没什么新鲜的，但他还是要讲，因为他说，爱情可能是虚构，但船是真的沉了。1912年4月14日，这艘奥林匹克级邮轮在它的处女航行中撞上了冰山，船体断裂后沉入了大西洋。
"为什么不能避开那个冰山？"张庆洲问。
上世纪90年代，有了科学的支持之后，科学考察队潜入水下，打捞残骸，最终确定是因为钢材材质不过关，才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悲剧。
命运的悲剧是伟大的，但人造的悲剧则是愚蠢的。
说到这儿，张庆洲抽了一口烟，沉默了一会儿，复又操着一口地道的唐山话说："我们往往偏重于总结成绩，提升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不大注意总结教训，这是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也是不断重复同种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命探测仪是生或死的标准吗?
他说他写《幸存者说》这本书是在汶川地震之后，那一年他采访了一只边防部队，其中有一个士官叫顾俊，顾俊在和张庆洲聊天时，说要给他讲个"笑话"。
小伙子说，汶川地震三天以后，当时用生命探测仪探测以后没有生命存在了，就开始用挖掘机挖。他们负责清理现场，那天刚抬走一个死的，就看见一个女的被冰箱压着，动了一下。他们赶紧跑过去冲司机招手，司机一看，这里有个军人这么急，就立刻把钩机停下了。搬开冰箱一看，那个女的一丝不挂，恐怕是正冲凉，肠子都出来了，但还活着。她老公赶来了，就高兴啊，让她坚持住，喊叫声一直没停。
汶川震后现场
张庆洲说，对于那些人来说，死而复生是件太高兴的事，所以可以当笑话来讲，但他却没当笑话来听。
"我想的是，生命探测仪探过不是没生命存在，为什么还有活的?假如不是他看了一眼，是何等惨烈的景象。当时我就把这个细节放在《军人血统》里面，当时他们看稿子的时候，问，张老师这个删吗？我说不删。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多地震的国家，咱们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上网搜索了，中国生产的生命探测仪有成千上万，一般的消防队使用的是红外生命探测仪，也有音频等等类型的生命探测仪，即使100%的正品，也只能探测5米范围内的人的呼吸，和10米范围内的人的动作，这是科学所决定的，更不用说它的探测角度问题，以及磁场、干扰等因素。大楼塌下来之后，可不是5米、10米。" 汶川地震此时仅仅过去三天，是5月15号，唐山地震三天以上的幸存者获救决非偶然，最长活到12天、15天都有。救援应该受到高层和决策者的重视，但面对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那时为什么会心急火燎地挖？张庆洲反问了一句，但片刻后便说，算了，这是题外话。
救灾和救命是两个概念
唐山有个汲古书店，老板叫张有路，是唐山市有名的文化人，作书法、篆刻，也写诗。但熟悉他的人就会知道，张有路其实是唐山大地震留下来的孤儿。地震后他被送去了"育红学校"，虽然在那里受到了庇护，但在和张庆洲的聊天中，张有路还是说，像他这样的孤儿们最好能被有爱心的家庭收养。
张有路在震后自己从废墟中爬出来了，但他的妈妈和弟弟却被困在了石砖下面，但有什么办法？那时他也只不过是个光屁股小孩。张庆洲问他为什么不找人？他说，自己都吓懵了，吓傻了，举目四望，废墟连着废墟，连是不是有人还活着都不知道，他只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母亲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了，越来越弱，到最后就没有声音再传出来。过了很久，等张有路慢慢长大了，他才开始寻思，母亲不说话了，也不一定就是死了，也可能只是昏过去了。据说那天，母亲和弟弟被挖出来时，才发现，他们身上没有伤，而是被活活闷死了。
唐山大地震孤儿在天安门前合影
许多人倾向于塑造出一种印象，那就是解放军能在地震发生后赶来救命，但震后第二天就从天津走回到唐山地震区的张庆洲否认了这种想法，他说，"救灾和救命是两个概念，解放军是救灾的，救命、救人，还得靠自救体系，有的时候早扒出来一分钟是活，晚扒出来一分钟是死的。地震当时救援队赶了过来，任何地方地震，国家都会抢救，部队都会出动。但是他们无法及时地赶到灾区，但一步步走向震中，通往唐山的路桥断了，路堵了，很难进。但是有的时候抢救也就是一两小时的黄金时间，他们讲是六个小时，是指重伤的，实际上真正抢救是分分秒秒的事。"
张庆洲说，有人还给他打过这样的电话，就问他书中的例子是这么活下来的吗？他说是。对方又说，这在哪，能告诉他吗？张庆洲就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对方，讲完之后，对方在电话那头梦呓一般地说，"那我们家的孩子到底是死没死呢？"。
有的房子不倒，有的房子会倒
张庆洲在天津的侄儿说打算换房，问他什么房子最好呢？第一就必须得抗震，从地震中过来的人，大抵都明白，房子是会吃人的，因为，有的房子不倒，但有的房子会倒。
那什么样的房子不倒呢？张庆洲在《幸存者说》这本书里说，"自己盖的房子不爱倒"。
书中刘爷的房子是自己盖的，三间房，一吨新水泥，八吨白灰，花岗岩买了一车皮，砖也讲究，比平常的厚上一指左右，地基打了一米多深，半米石头，半米花岗岩。地震过去，刘爷还好好地在这住了二十多年。
吴振江家的房子更老了，是他爷爷在解放前就盖好的，柱脚和大梁全是卯榫结构，墙是石头垒的，地震来了，上下颠，左右晃，愣是没让房子倒，一家人是走出门外的。
刘爷和吴振江都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但他们的房子却随着"社会主义新唐山"的建设而被一座座推倒了。
被夷平的唐山
张庆洲离开沙发站起来，敲了敲房间的墙壁，"我当时买这个房子，首先我看的是墙，这个楼是自己监理着盖的，打的空调眼都打不动"。
他走回来，看了看窗外，有点遗憾，继续说："就是楼距不行，楼一倒，像包饺子一样。房地产商昧着良心盖，就为了多盖那么一两座。" 张庆洲说，城里的人没福气，没有宅基地，不能自己盖房子，住在几十层商品房里的人们，一有地震信息就忐忑不安起来。但现在，唐山依旧在马不停碲地盖着一栋又一栋高楼大厦，每年纪念7·28，或十年一次大的庆典，中央领导人都来，让人们看看这些个新唐山盖得多么美好。
高速公路下的那些尸体
唐山大地震官方统计的死亡数据是242769人，这么庞大的死亡人数让掩埋工作几乎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按中国人的古话来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亡者辟的那块墓地、立的那方墓碑，是亲人慎终追远的凭借。
正如吴飞在《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中描述的理想状态一样，"使每一个逝者安宁地躺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之下，使每一个生者最自然地在这块土地上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使中国文化最看重的人情自然得到丰厚的滋养，使每个家庭养生送死没有遗憾，人们能以最健康的心态爱敬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所属的团体、他热爱的国家， ‘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也许就能得到真正实现了。"
地震之后，许多尸体都被统一拉走处理了，但也有一部分人不忍看自己的亲人就这样被拉走，于是，自家找地掩埋了。
大约在1976年冬季的时候，每个地震后临时掩埋的坟头都出现了政府告示，大意是限某月某日迁出尸体，否则按无主户统一处理。
被张庆洲采访的男人刘某如今已经年届六十，但关于那个迁尸早晨的记忆依旧清晰。他的母亲在地震后由他爸和他三舅安葬在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但政府告示一下，他们也不得不把母亲的尸骨未寒的遗体挖出来，统一迁往"大坟场"之一的"果园坟场"。
迁尸的早晨下着小雪，有时还下雪渣，冷透了，他们扒开母亲的坟，把母亲重新装殓，抬上汽车。迁尸的车特别多，多到压出了一条土道。果园坟场里，推土机已经挖出了一条南北向的大沟，运尸的翻斗车到了，就停在沟边，把一车用塑料袋装着的尸体咕咚咚地倒进沟里。那条大沟像死亡本身一样，勾销了那些人所有的辨识依据，你是老人，是小孩，是母亲，还是丈夫？不知道了，只知道石灰散在上面，又一层尸体落下去了。
这条大沟的南边是自家埋尸体的地方，每家给一个小地方，多一尺也不中，埋好了在土堆上插一个木板或者水泥板，好歹算个记号。以后清明上坟，也算能找着。后来，刘某每年清明都会去给母亲上坟，每次都能碰见许多返程的人，那些人扛着铁锹，铁锹上还沾着新土。直到有一年的清明，刘某照例赶到果园农场，一看，那一片空地上的坟头全消失了，旁边是新建的一条外环公路。
"这上哪找我妈去呀！"
后来，每年大地震纪念日，刘某一家就开始在十字路口给母亲烧纸钱。
我问："那现在这些地方都修成公路了吗？"
张庆洲靠在沙发上，眼神有些放空，过了一会儿后才说了句："对，都修成公路了，外环公路嘛。"
"这些人当时没有什么想法吗？"
"有想法又怎样？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特别温顺，都是绵羊。"
现在，那里没有墓碑，也没有纪念碑，只有车辆在万人坟场上来来回回。
采访终了，我问张庆洲还会继续采访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吗。
他答道："怎么说呢？会。"
他说他很喜欢路遥的一句话："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
我不知道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对他来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事情。而为了留住生，挡住死，他写下了这本记录了生又记录了死的《幸存者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