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的第二天，摄影师常青从废墟中找出相机，从那一刻开始了长达40年的自发拍摄。
40年间，他先后跟踪拍摄了灾后唐山、灾后救援、唐山孤儿、唐山重建、新唐山等近万张图片。
客观上，这些照片记录下唐山的几个时代。透过存储在他家中的一张张底片，过去40年的唐山和唐山人，被拉近到我们面前。
如今虽已81岁高龄，热爱摄影的常青老人仍未放下心爱的相机，依然时常外出拍摄。大地震40周年临近，他准备再拍摄一些相片。
“一个人能够记录一个城市40年，是少有的，我就想把我这点事业进行到底，啥时候拍不动了，再停下。”常青说。
日前专访常青。我们以他的回忆，还原这位地震亲历者、这位摄影师与唐山40年的不解之缘。
安置好孩子就去拍地震
震后第二天，在没有领导指派的情况下，常青主动回到工作的唐山市展览馆，并从废墟中找出相机，开始了灾后的拍摄，“咱们和业余的摄影师不一样，人家可以不拍，但这是我的工作。”
我是哈尔滨人，今年81岁。1950年我入伍当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学会了摄影，并在1958年转业后辗转进入唐山市展览馆成为一名摄影师。主要拍摄唐山的市容市貌和厂矿企业，用于存档和展览。
地震前10个月，因为邻居的儿子不孝顺，我担心影响到自己孩子的成长，于是搬到了一幢新楼。恰巧震中这栋楼没有塌，只裂了缝。
我们家当时住在三层，我使劲将变形的门打开，等下楼后大家都傻了，在城里一眼看见了远处的山，才知道所有的楼都塌了，这时我们才感觉到害怕。
震后，我们家和邻居们5个家庭23口人集中在一起生活。震后第二天，我提出要回单位，不能因为地震了就“猫”起来。受灾之后，作为党员就得挺身而出，何况我还是单位的支部委员，得起带头作用。
我这么做，客观上也是因为家里没有人员伤亡。
回到单位之后，发现展览馆只塌了一部分。我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我的相机。我经历过战争，知道地震是个灾难，需要记录下来。在将孩子安置在广场的几个门板上之后，我带了三卷胶卷，就出去拍照了。
震后第三天，抗震指挥部成立了。由于展览馆属宣传系统，于是将我叫去帮忙。我的任务主要是解决记者等外来人员的接待问题，为他们领路，帮他们解决吃饭问题。接待的闲暇，我用随身的相机拍照。
我知道大灾之后肯定要恢复建设，作为职业摄影师，和业余的不一样，人家可拍可不拍，但我有义务把这些照片都拍下来，作为今后的资料，这是我工作的职责。
当时展览馆的馆长遇难了，支部书记也被砸伤了，这时候谁是领导？我自己就是自己的领导了。什么叫组织观念？就是领导不在时，你自己该干什么。这是一个老兵、一个党员起码该做的。
为获救感动定格经典瞬间
常青震后在抗震指挥部工作了两个多月，拍摄了包括李玉林飞车进京、解放军进入唐山、挖墟救人、王树斌获救等抗震救灾的故事照片。当然，在拍摄期间，他也遇到过“麻烦”。
我在指挥部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唐山工人去北京报告去了。当时部队上已经有人发了电报给北京，但是说得不详细，只是说唐山发生了地震，很严重，但具体多严重不清楚。当时身为唐山矿工会副主席的李玉林等4人驾驶矿山救护车驶向北京，4小时后将准确灾情报告给党中央，为党中央决策部署抗震救灾赢得了宝贵时间，此举对中央派解放军去唐山起了直接作用。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在李玉林返回唐山的第五天找到他，然后按照他们当初去北京的场景补拍了三张照片。后来，按照这张照片，唐山地震博物馆还做了个李玉林飞车进京报告灾情的模型。 后来又听到消息，说震后第七八天还有活的人，于是我就赶去拍照。早上8点多出去，等到下午5点才救出来。人快要救出来的时候，我站上了一处距地面两米多高的墙垛。当伤员被抬出来时，他突然在人群中举手高呼。我忽然就被现场这一刻感动了，于是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便是被埋压了8天7夜183小时的王树斌获救场景的拍摄过程，我给这张照片起名叫《第二次生命》。
这张照片拍摄后，也没有意识到要去发表它，也没有闲暇要去发表它，而是作为资料留了下来。震后十年，在北京做汇报展览时，《大众摄影》杂志的编辑看到了这张照片，觉得还不错，于是就将这张照片要了过去。这张照片才算面世。 后来汶川地震时，我看到那个抬出敬礼娃娃的照片，跟王树斌那张照片有类似的地方，也是一张好照片。
在指挥部待的两个多月里，我的拍摄也曾遇到过麻烦。 一次我正在拍救人的时候，有个骑马的军官问我拍什么，我说拍些资料。因为提供不了身份证明，他就叫通讯员背着我的相机，将我带去指挥部核实身份。好在相关干部解释，说地震后印戳都没了，连办公纸还在托人去天津采购，实在开不出身份证明，对方这才把相机给了我。 据丽案调查工作室（微信ID：liandiaocha530）记者了解，拍照在当时是件冒风险的事。一位通讯社记者曾在采访时被持枪的民兵拦下，出示了证件，却被误以为来自“农村合作社”之类的机构。好在民兵所在单位干部知晓内情，这才放了记者。当时荷枪实弹的民兵具有一定的随机处置权，这让该记者直冒冷汗。
记录唐山孤儿成长四十年
震后40年，常青持续不断地跟拍数十位唐山孤儿，也力所能及地帮助有困难的孤儿们。这让他成为对唐山孤儿这一群体最为熟悉的人。
唐山孤儿我最早是从震后第二年开始拍的。我到石家庄、邢台的育红学校待了一个星期，拍了上百名孤儿。我当时认为，作为家乡的摄影师，应该关注这些孤儿的成长历程，将来给家乡一个交代。
孤儿是唐山大地震的一个痛点，看到他们之后会对感情有所触动。比如问自己，如果自己在地震中死了，我的孩子应如何生活？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也很受感动，等他们长大了，他们对国家也会感恩一辈子。
如果不是国家，这些孩子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后来我想把当年在育红学校拍到的孤儿们都追踪一下。于是，我把原来拍的孤儿的照片放大后，拿着照片去找，陆陆续续拍了将近20个。我通常会拍一下孤儿的爱人或孩子，再拍一下孤儿的工作。这样，一个孤儿下来，起码有三四张片子，就能把孤儿的情况交代清楚了。
后来拍着拍着，发现有些孤儿下岗了，有的没了工作，心情挺不好受。拍了几十个孤儿之后，觉得已能成为唐山孤儿们的缩影。孤儿们也都成家立业里，今后的历程就靠他们书写了。我就不想拍了，因为他们的故事大多相同，都是共性的东西，没有个性。
当初以为，震后30年就是节点。
地震38周年的时候，唐山孤儿“党氏三姐妹”曾经在育红学校时的老师又来了，我又把这个片子拍了。现在我不时还在拍，关注唐山孤儿，关注了近40年。
在记录这些孩子的时候，有些生活不好的，我也帮助。
唐山孤儿李宝霞将房子卖了之后，爱人跑长途，想着跑个三五年后再将房子买回来。结果跑了两年之后，爱人在跑车途中遭遇了事故，保险赔付的钱，都给了事故中的死者。爱人受到重伤，也不能干重活了，家里还没有房子住。后来我去她家，看着那条件，帮她申请下廉租房。
孤儿们的照片，后来随着展览陆续公开了。当时就想把大地震留下来就行了，也没想用这个东西出名得奖。
拍摄的照片成为冯小刚电影素材
震后40年间，常青记录下唐山的多次变化。他本以为在震后30年时就可以停止拍摄，结果发现，唐山新事物的出现，比救灾时多得多，只能继续往下拍。尽管这期间，他也经受过疾病的困扰。
我在展览馆工作到1995年退休，退休后一直在拍照片。那时，拍照就由先前的职业成为一种爱好。因为过去拍了不少东西，因而想要延续这些题材。一个人能够记录城市四十年，也是少有的，我就想把我这点事业进行到底，什么时候拍不动了，就停下。
上了年纪，我每天都要装着三副不同度数的眼镜，一个是平时看东西看环境的，一个是干活时戴的，还有一个是看书时戴的。因此口袋里常装着三副眼镜，而且拍照时很麻烦，对焦对不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我的老花镜镜片取下一块来，磨了磨，用万能胶粘到取景器上，就此解决了对焦的难题。
地震30周年时，唐山翻天覆地的变化引来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找到我，使用了我的照片。有时候早中晚会各来一拨记者。拍了30年，火了30天，这是一种自豪，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毕竟这30年没有白做，还有很多人很欣赏我的作品。
2009年冯小刚拍摄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他需要一些震前和震中的照片，关系到服装、道具和街道房屋。于是我提供了五六十张照片，冯小刚说感谢对他的支持。人家能用上咱的东西，表示咱够水平。
有一天我上楼突然上不去了，走到二楼时突然冒汗心虚，一检查，医生说是心衰。于是我放下了相机，也放下了身体的步伐。就在我放下相机不久，发现停止拍摄并不容易。
我曾经以为震后30年就可以将新唐山的专题截止了，但是停不下来，因为唐山新事物的发展，比救灾时多得多。唐山又出现了曹妃甸、大南湖，只能继续往下拍。
好在经过锻炼，我逐渐恢复了健康。目前没有大毛病，还是能坚持出去拍些东西。
今年是大地震40周年，我估计还有一些活动。如果有，我还会去拍，如果没有，我就去拍在唐山举办的世园会。
40年间，我大体拍摄了近万张片子，其中千八百张是精品，有用的片子被我做成样片装在袋子里，这样一找就找到了。最初一直用的是黑白胶卷，到80年代开始用彩色胶卷，后来又改用数码相机。到现在，我能用的相机还有三台。
屋里空闲的地方，都放着我的底片，每年都要翻腾几次，怕发霉。这些照片跟了我几十年，我要善待它，这是我的劳动成果，也是我精神的支柱。每当看到这些东西，我都有种无形的成就，因为我为之付出了劳动，也获得了被固定的历史瞬间。
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也不想用这些照片换取经济效益，如果我是这个目的，这件事我也做不了这么多年。我是为了宣传唐山的过去和现在、宣传唐山的抗震精神给后人，告诉他们唐山是如何在废墟上崛起的。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做这件事，我觉得一是感情，二是责任。
地震形成了一种文化，这故事还在延续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