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已整整40年。 每一位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中国保险报》记者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亲访唐山，采访了５位保险从业人员同时也是当年大地震的亲历者，下面让我们一起倾听属于这5位保险人的地震记忆。
记者手记如今走在唐山街市里，几乎已看不出地震留下的痕迹，林立的高楼，喧闹的商场，以及拥堵的交通，和一座普通的城市并无差别。
或者说，还是有差别的，曾经钢铁、煤炭产量的名列前茅，现在京津冀雾霾的肆意笼罩，让唐山经常成为网络段子手们调侃的对象。
如果不是刻意提起，40年前那场让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的地震，并不存在于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人的记忆中。
然而，它给这座城市打下的烙印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
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前，头顶烈日的工人正对着刻有死难者名字的纪念碑作业，我问，是在修复吗？回答说，新刻的，人太多了，要分批刻。
与1986年修建的老抗震纪念碑临街而望的，是代表唐山新风貌的唐山百货大楼，不远处几栋高层楼房傲然挺立，看上去与其他的市中心一样时尚而现代。不同的是，据说这些高层建筑物的一层已经出现裂缝。由于地震的影响，在唐山，很多地区是不能修建高层的。
而对于有些幸存者来说，伤痛已经融于后来的生活。姜立梅曾经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在地震中和哥哥姐姐一起变成了孤儿，地震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大哥总是打妹妹。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一边要承受失去父母的痛苦，一边要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过大的压力让男孩暴躁不已。
刁敏家旁边原来住着桥梁隧道领域一位早期的专家，据她回忆，就是这位专家把茅以升招进了唐山铁道学院，也即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专家和妻子在这次地震中去世，留下了两个年轻的女儿。失去了父母的照顾，两个姑娘很快嫁人，并成了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刁敏说，现在偶尔还能在路上遇到她们，看得出生活状况一般，“如果当时她们的父母没死，也许会好很多。”
在亲历者看来，曾经让很多人在电影院里泣不成声的《唐山大地震》，“把地震美化了”，“真的唐山地震要比演的惨烈十倍，还不止”。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说到动情处声音也会哽咽，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这五位受访对象的语气十分平静。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地震的惨烈，而是震后那段“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日子。从简易帐篷到简易棚，再到翻盖平房，十多年简陋的居住环境成为那个年代人的共同记忆。最初的简易帐篷是临近的人们抽出已经倒塌的房棱和木椽搭起来的，上面蒙一层塑料布，后来救援部队赶到才有了油毡，在这样的环境中，有饭大家分，有水大家喝，有困难大家帮……他们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几乎都会说到一句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人们的思想都特别朴实。”以至于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甚至认为，那段生活于他们而言是不是有些“珍贵得令人怀念”。或许过滤伤痛，留下美好本就是记忆的一种本能。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最启发我的是王悦贤的一个观点，他说，任何灾难之后的人员伤亡、恢复生产等问题，通过募捐，通过“八方支援”是解决不了的。现在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国家，依靠政府，今后能不能加入保险的制度安排？或许，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关心巨灾保险的人一同思考。
今年4月，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唐山开幕，而世园会的所在地就是40年前唐山地震的震区。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否是有意而为之，但我在唐山遇到的每个人都会对我说，“你去我们世园会看过没”或者“你去我们世园会看看吧”。我想，在唐山人眼里，已经把世博园当成四十年来“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有力证明。
孙岐全
1954年4月出生，家住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镇萝卜坨村，地震时在外当兵，1986年进入保险行业。
地震的时候我在石家庄当兵，部队是双层床，我睡在上层，一晃荡我就从上边跳下来，跑出去了。第二天一听广播，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我就感觉事儿不妙，因为我老家就在丰南、丰润交界的一个地方。但是听不到消息，我们团160多个唐山人，不让探家，整天有人看着我们。通信也中断了，电话也没有。听不到家里的消息，我们就总在一块儿议论这个事，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抽烟。其实我当时也是救灾的预备队，在汽车连，我的车装了一车面粉随时准备出发。
地震的时候，我父亲在秦皇岛昌黎县的一个公社当社长，不在家。房子倒了以后是我母亲先出来的，然后把他们都扒出来，我奶奶被房子的一根棱子把脑袋砸坏了，后来运到陕西宝鸡住院。我一个弟弟脚趾头的大筋给砸断了，给送到陕西西安。
之后，部队推荐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技术学校学汽车修理，一听说是唐山人，还是不让回家。
差不多是1978年放暑假才回去，一下火车到丰南，我就傻眼了，什么也没有了，砖头压油毡倒一片。我的家离丰南县城有八华里，之前和家里也联系不上，走到家一看家里那个破房子，我就哭了。我家当时那房子是1972年盖的，我妈就说：“哭啥啊，人都在。”全村就三间房子没倒，其他全倒了，村里面1200多人，死了240多个。
两位老人对着纪念墙上新人的名字鞠躬。
王悦贤
出生于1963年7月，地震时家住唐山市丰南区宋家营，于1990年进入保险行业。
我的老家宋家营，地震的时候房子倒了。当时我奶奶跟我妹妹在我家西屋睡，我跟我妈在东屋睡，我弟弟在姥姥家睡，跟我家隔了7、8个门口。我父亲没在唐山。
当时老家是土坯房，上边是苇草，所以房顶比较轻。房子倒了之后，我和我弟弟几乎是同时出来的，因为我们都还小，有个缝儿就钻出来了。我弟弟比我还小两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天热，我们睡觉都是光着，所以出来的时候是全裸的，很冷，他就又钻回去了。但余震又把他埋到里面，大家又把他抠出来。当时下着雨，出来以后还是冷，咋办啊？正好隔壁有两头小猪，他就抱了俩小猪取暖。我妹妹和我奶奶是我们和隔壁的很多人一起抠出来的，很费劲，出来之后她们都是晕的，还有点呼吸。
后来，村干部就把我们领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岁数大的就背着，像我们这么大的就跟着，去一些空旷的地方待着。然后就组织搭棚子，房子倒了之后，把剩的椽子接到一起，上面蒙一层塑料布，每家都有塑料布，都拿出来一块儿用，真的是共产主义了。吃的也是，第一想到的就是自救，你家有面，就扒拉点儿汤，你家有米，就下点儿粥。
其实村里伤亡也不小，死亡率大概是27%、28%，当时看着没什么感觉，我们西边有一个坟地，都往坟地里边送。
有一天晚上我们吓坏了，传言说“来水了，要海啸了，赶紧做准备吧”。大晚上，岁数大的、岁数小的、动不了的，全想办法往高处走，手电筒、提灯全用上了。当时我爸交代说：“你帮我，我背着你奶奶，你带着吃的东西。”结果还是一场乌龙。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儿，我们原来是黑土地，突然冒出一堆堆沙子，密密麻麻的，中间还有个小孔，往外喷水。还有一个机井，不用抽水机去抽，整天的往外喷，地震之后喷了有小半年。
一个小女孩在纪念墙上寻找亲人的名字。
刘洪波
1963年出生，地震时家住唐山市路南区爱国里19排4号，于1983年进入保险行业。
地震之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热，热的人都上房顶睡觉。
地震的时候我父亲去石家庄开会了，我哥在武汉当兵，另一个哥在丰润下乡，我和母亲、二姐正好赶上。也不知道地震了，就听见（我母亲）喊：“赶紧醒了，赶紧醒了。”我们就赶紧往桌子下面钻。等着都震完了，我二姐还没醒呢，真是要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地震是波浪式的，我们家正好是低谷，房子没倒，拱起来的就倒了。因为过去的房顶都是这么厚的预制板，塌了以后根本掀不开，基本上有几口死几口，能活一两个就很不容易了。
火车中断了，我也忘了我父亲是从哪走回来的。但他那时候在公安局上班，回来直接就到地区公安处，连家都没回，家里死活也不知道。后来知道，我奶奶地震被砸死了，我亲叔伯大哥的媳妇儿和肚子里的孩子也死了。但那时候还小，也不是太懂。装尸体的塑料袋子，就在路上摞着，然后老百姓就在路边睡觉，已经不知道害怕了。所以，你看打仗挺残酷，要是经过地震，你就知道战争不可怕。
现在比那个时候先进多了，刚发生地震，部队马上携带现代化的设备进去救灾。我们那个时候，部队就是扛着锹笃笃笃地跑进来，没有先进设备，基本上都是人工（救援），后期才进来点吊车什么的。现在知道，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并不是立刻就砸死的，很多是没有及时救出来。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吃的东西这么充裕，一个地界有一个小卖部。我们那个地界的小卖部没倒，东西拿出来以后，大家伙共同吃。谁要抢东西，私吞了，就一枪打死。
但是这种情况极少极少，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团结，互助精神特别强，爬出来一个人就赶紧跟着大家去救伤员，一点儿私心杂念没有。
姜立梅
1968年12月出生，地震时家住唐山市路北区山西刘庄北街平方，于1996年进入保险业。
地震前一天极热极热，难以忍受的热。我们家当时养了一只鸡，晚上不进窝，怎么弄也不进去，后来我妈拿个小棍儿直打它。
地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赶我醒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砸进炕洞里面去了，我是被土炕冒上来的气味给呛醒的，身上被蚊帐包裹着，头上还有一块砖，巧的是房梁掉下来之后被家里的大衣柜支上了，我身体比较小，所以留出的那个空间就把我包围住了，没受伤。我爸的腰和腿都砸折了，后来转院到河南郑州，我妈的脚踝骨砸坏了，我姐是头砸坏了，房棱上的一根钉子正好扎进她的脑袋，我哥被砸进炕洞里面，根本就不省人事了。
但我爸是清醒的，我和我姐钻出来之后，他告诉我姐到外面叫人，后来就把我们家里人全都给扒出来了。
出来之后，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市政府前面有个公园，公园里面有个游泳池，刚开始的时候就喝游泳池里水。然后大家就把自己家能扒出来的东西拿出来，都放一起，大家分。
后来，解放军的救援部队就到了，每天都有大量的救援物资。比如空投的有大饼，压缩饼干。但因为是夏天，刚出锅的大饼，等到投下来分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已经馊掉了。包括压缩饼干，那时候连打嗝都是那个味儿，所以我现在就不爱吃饼干，闻到那个味道当时那种场景就会浮现在眼前。
其实最初的时候我还不太懂，对死人的概念也没有，哪有热闹就跟着看。有一个记忆一直比较深刻，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能看到好多人的眼、脸一大部分是紫黑色的，现在回想起来，有的可能是被砸的，有的可能就是生生给憋的。那时候咱们也没有工具，全都是用手来救人，速度很慢。我就亲眼看着人挖出来之后，现场做人工呼吸，但是眼看着这个人腿手一松，大小便失禁，就那么一瞬间，怎么救援也不行了。
所以那时候空中投放物资的同时，每天还有大量的飞机撒药，因为死的人太多，又是炎热的夏天，腐尸都来不及处理。当时，我们小学旁边有一栋楼，震后好几年，楼的废墟还在，死人的大腿都成了木乃伊，还在那放着，应该是当时砸的肢体分离了。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个大人。
其实我们唐山人特别不愿意回忆这些东西，我姥姥和我老姨都是在这次地震中没的，房子倒了，被砸到里面。而我就是地震前一天才从我姥姥家回来的，我爸是每个月27号发工资，按照我们家的习惯，我爸要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下饭店，所以那一天我就一定要我妈妈把我接回家，就这么一接，救了我一命。
纪念墙前一对悲伤的母女紧紧相拥。
刁敏
1955年4月出生，地震时家住唐山铁道学院西新14舍，于1985年7月进入保险业。
地震的时候我正在遵化县下乡，不知道为啥，地震前一天晚上特别兴奋，我们弄了不少桃子，大家一起说到很晚才回宿舍睡觉。
就听咣隆隆一声，房子开始晃荡，也不知道啥叫地震，这时候旁边的男青年就敲门，喊：“赶紧出来啊！”出来一看呐，房子啥的都倒了，在我们前头来的那些已经成家的老大姐们，一家几口全都埋在下面了，我们就赶紧帮着扒。我记得有一个是一家三口全都不行了，有一个是腿不行了，现在坐着轮椅。把他们扒出来之后，也顾不上安置，剩下我们8个人都是唐山市里的，就想方设法地回自个儿家。
当时也没有车，我们就搭一段拖拉机，走一段，又搭一段农用车，走走停停。进了唐山之后，一路哭到家。路两边全是衣着不整的人，到处都是石头、血、断壁残垣，每个人都神色匆匆，哭的喊的，场面特别混乱。总有人喊着，“帮帮我啊”。我们能帮就帮，或者扶着走一段，或者给件衣服遮一遮。当时我们青年点的房子没倒，走的时候带了一些衣服什么的。最后到家的时候，我就剩一个书包了，有的人最后连书包都给人家了。
其实当时也分不出哪是家了，全都砸平了。我们这8个人，5男3女，这5个男的就负责把我们3个女的家找到了。
我们家当时住在唐山铁道学院里（现为西南交通大学），属于别墅式的，房子比较结实，倒得不厉害。我两个姐姐下乡在外地，三姐跟爸妈住在一起，都没受伤。
后来就开始发塑料布，发油毡，搭简易帐篷。我们那个院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娇生惯养的，没干过这种活儿。可能是因为我在农村干了这么多年，给我一捆油毡，我也能扛起来就走。就和几个男的在一起，给这家整几捆，给那家整几捆。这样折腾了差不多二十多天，心情渐渐就平复了，也面对现实了。
我们搭的简易帐篷都离自己家不远，能到原来的地方找个锅，找个锹啥的，扒出来敲打敲打接着用。印象最深的是喝的水，那时候家里有花园，花园的泥坑里有点水，就弄出来，把灰撇撇。这样的水还是存着存着，想法的别浪费，后来存的水都有味儿了。当时蜡烛也是特别紧缺，现在我还一直舍不得扔蜡烛。
现在我每每想起来那些穿白色衣服的部队的人，戴着口罩，推着拉尸体的车经过，那种味道……想着刹那间毁了多少人。我感觉挺幸运。
位于唐山南郊的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是保留下的最大一片地震遗址，如今成了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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