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是唐山人的恩人！”
这是很多唐山老人回忆大地震时常说的一句话。在那场世纪灾难中，来自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河北省军区和部分海军部队，共十万解放军星夜兼程驰援灾区——他们徒手扒活人，救出1.64万余被埋压群众；他们修建房屋，赶入冬前搭建了40多万间简易房，让灾民有房住；他们防疫灭病，创造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奇迹。
解放军在救灾中的卓越功勋，让他们在撤离时，受到唐山人的夹道欢送，甚至挥泪跪别。而救灾经历，也成为不少战士终生难忘的回忆和财富。
大地震四十周年之际，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从当年参与救援的老战士中选择了一线救援战士、司机和炊事后勤人员。以他们各自特定的回忆，重现灾点燃的国家力量和人性之光。
孙琳，58岁，天津人。1976年3月至1979年在军服役，大地震时为驻守辽宁葫芦岛海军炊事班战士。
救援首日是最长的一天
地震后第二天我们在新闻中得知唐山发生地震，波及京津地区。后来中队接到通知准备救灾，炊事班里我和老乡华世伟等被列入名单。1976年8月1日下午接到命令，部队出发了，山路上天色渐暗，清一色的绿色解放卡车，车灯初开，车队一眼望不头，不时还有插着两三根天线的吉普指挥车超过，场面壮观。
不知什么时候，车队停下。我们跳下车，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原来前方出现震后的危桥。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绕过桥上的窟窿和裂缝，提心吊胆地走过了桥。再看车队，班长替换下司机战士、党员替换下非党员司机，将车开上了生死未卜的危桥，真叫人捏把汗。
队伍过了危桥继续前进，走一段又停车。前方桥梁断了，汽车涉水通过，我们在水中推车，有的战士摔在河里，幸亏河水不深。这样一晚都记不清几次下车，上车了。
后来我们在路上遇上两个衣衫褴褛的骑车市民，他们见到我们后抓住我们的手，一边哭一边反复说：“死的人太多了，你们来了就好，我们都震‘五迷’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午迷”是糊涂的意思。
部队进入唐山，市区一片废墟，连高过1.5米的残墙都没有，路边堆放着遇难者的尸体。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怪味，这味直到我们进入唐山一个月才逐渐散去。市区的人衣着千奇百怪，一个男人光着上身，下穿一个大花裤衩，背一支自动步枪，我想他是当地民兵。
我们在唐山二中操场停车。天热起来，空气中臭味让人喘不上气，一路颠簸骨头像散了架，我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下车后部队到处扒废墟找活人，抬死尸。我们在连铅丝、钉子都没有的情况，把废旧的门窗拆了搭架，建成临建棚。
之后我找来几块砖，支上行军锅，又从废墟中找来破木头烧火烧水。那是我记忆中最热的一天，我在太阳下守着炉火，糟的罪今天无法描绘。水开后，我和战友抬着一锅水倒着走，一脚踩到钉子上，一股钻心疼，但没敢撒手，当时灾区缺水。
天慢慢黑了，救灾一天的部队回来了，一个个蓬头垢面，累得呲牙咧嘴，有的趟地上起不来。不知他们是累的还是抬尸体恶心，吃不下饭了，队长们直端着饭劝战士们吃。
入唐救灾首日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解放鞋倒出汗水
天亮了，送水车来了，我和战友去抬水，每个取水的战士都和我们一样肩负使命，有的出现推搡行为。我注意到，距水车不远，有十几个唐山市民拿着水桶在一旁观看，想打水又不敢。有两个胆大的凑上前来，这时，所有抢水的战士都后退一步，让市民先接。
没有上级的命令，没有市民的哀求，完全是战士出于本能。今后的日子，市民优先，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部队每天早出晚归，一边寻找幸存者，清理尸体，一边向灾民发放食品，帮他们建防震棚。工兵开来翻斗车、挖掘机在搬运填埋尸体中大显身手。遇到下雨天，部队就带着油毡、装尸塑料袋到居民区为灾民建棚，雨停了才能回来。夜里战士们还要在居民区巡逻，总之没有闲的时候。
对救灾，兵与兵，区队与区队，部队与部队之间还相互比拼，谁也不愿示弱。
当年唐山异常炎热，战士们在烈日下拼死救援，中途停下来脱掉解放鞋倒掉汗水已司空见惯。人站在地上不动，汗水就会把地面打湿。于是，一种新的竞赛就产生了。救灾片刻的休息间歇，两位战士站在一块平地上，一分钟后同时离开，谁脚下被汗水打湿的面积大为胜。这游戏在唐山只维持了一个多月，随着劳动强度降低和气候原因，玩不成了。
因为工作繁重，用水受限，我和战友们几乎没人在唐山洗过衣服。由于前一天汗水中的盐分在衣服上结晶，每天早晨穿衣，就咔咔作响像穿盔甲，手一拍能掉地上一层白色盐沫。有战士将上衣靠在帐篷上，结果衣服直挺挺地立在了地上。因此穿衣前一定要摔打衣服，打软后才能穿上。
后来部队撤回驻地，战士们洗完衣服发现军服全是小窟窿。有军官笑着解释，是因为衣服被盐分腐蚀了。
一次我利用送水的机会到清理现场。那是一座倒塌的楼房废墟，铁锨根本用不上劲，战士们就用手挖废砖。挖着挖着出现一个相框，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合影。父母庄重慈祥，漂亮的姐姐梳着长辫，弟弟妹妹胖乎乎很可爱。战士们将挖出的遗骸装入塑料袋。期间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没有多余的话。
灾区的情况逐渐好转，大街上的遗体已经掩埋。但我们的劳动强度并没减少。起初埋尸坑离市区近且挖得浅，为不留后患，要在远离市区的地方重新深埋。重埋现场要撒白灰、漂白粉等药物消毒，气味和视觉上都很难受，空气里弥漫着腐臭。部队配备了防毒面具，我们不得不带着它干活睡觉，可时间长了就头晕恶心。
孤儿把战士叫爸爸
进驻第三天时，我们正在做午饭。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光着屁股，连鞋都没有，浑身脏兮兮地躲在树后，他闻到了香味又不敢过来。战友华世伟上前把他领到炊事班，他站在行军锅前，不时舔自己干涩的嘴唇。
华世伟一问才知道，男孩叫“二蛋子”，哥哥和父母都死了。华世伟先给他喂了水，又打了饭菜来喂。孩子吃饱了饭，华世伟又给他洗了澡。在确认对方是解放军之后，男孩突然一把搂住华世伟的脖子，叫了声“爸爸”，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战士们怎么劝也劝不住。直到我把一支没有子弹的冲锋枪塞到孩子怀里，他才收住哭声。后来华世伟又找来衣服鞋子给孩子穿上。
司务长在查铺时见到了二蛋子，在知晓情况后，特意指示炊事班负责孩子吃饭，而白天要确保孩子出现在亲戚和邻居视线中。从此“二蛋子”每晚随华世伟睡在营区，白天孩子在外面玩耍，三餐饭点准时回来吃饭。队长们闻讯也到炊事班来看孩子，只要孩子在，炊事班就会出现少有的笑声。
进驻第20多天时，二蛋子突然没像往常一样回到炊事班。华世伟疯了一样四处寻找未果。后来才知道，当地将震后的孤儿转移到了邢台、石家庄等地。“二蛋子”很可能就在其中。时至今日，也不知他身在何处，生活如何。而他的海军“爸爸”华世伟，则在四年前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3岁。
灾民泪别解放军
当年大约9月底，我们接到撤离命令，并对灾民保密，以免影响他们情绪，还规定不能准带走一草一木，违者严肃处理。战士们把背包、挎包摊在地上，由队长逐个检查。
天快黑时，部队开始拆帐篷和炉灶，撤离要把场地打扫干净，这是解放军的老传统。一些市民过来，问我们为什么拆帐篷，我们像一群做错事的孩子，低头吱吱唔唔地搪塞。
天完全黑下来，大约9点，部队要出发了。不知谁走漏了消息，市民自发为我们送行。男人握着我们的手，眼含热泪。大嫂拎着茶壶端着碗，让我们再喝一口唐山水。老大娘将煮熟的鸡蛋塞到战士手中，姑娘们在一旁痛哭，孩子一边拉着战士衣角，一边用稚嫩嗓音求战士们留下。
战士们也失声痛哭。人们互不相识，却和亲人一样话别，这不是作秀，没有任何官方的组织，全是老百姓和战士感情的真实写照。车开动了，我望着这座城市，默想一定要再回来看看这片土地和人民。
从唐山回来后，报纸上一有唐山的消息，大家争相观看。当时的唐山市政府，给每一个参加救灾的战士赠送了一个笔记本，一支圆珠笔和一个纪念章，纪念章上写着“人定胜天”。
震后第二年，战友华世伟到唐山执行任务，他们戴着纪念章。服务员见到后非常热情，吃饭完坚持不收钱，双方在推让过程中都感动得哭了。华世伟他们扔下钱飞快跑了。
离开饭店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从胸前取下纪念章。从此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到唐山不准戴纪念章。事后我曾问过唐山人，他们说震后几年，没有政府规定救灾的解放军在唐山吃饭不收钱，但却是唐山人不成文的规定。
回想起这些经历，我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在唐山所经历的事，之后我再没经历过。当年战士们那么拼命，是如何做到的，至今难以想象。前往救援途中，因桥梁道路损毁，部队过不来，如能早到一天，就能抢救更多的人。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还有点愧疚。毕竟，24万同胞遇难了。
在他们感谢我们的同时，我也要感谢他们。救灾的经历，也让我学到了唐山人不怕困难的精神。
部队服役三年后，我回到天津，在一家车队当司机。后来下岗，开过出租车，摆过地摊，一生碌碌。每当我为一事无成而苦恼时，我会想起1976年，在唐山，我曾尽过一个战士的职责。
李赣江，60岁，1972年至1987年在军服役，大地震时为辽宁锦西海军基地司令部车队战士。
每天睡不足三小时
地震后，海军迅速组织就近部队开赴唐山救援。车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抽调组建了汽车分队，下属小车、大车两个班。我任小车班班长，主要保障海军前线指挥部首长工作生活。
我迅速启封了一辆崭新的救护车，赶往灾区。
当时酷暑难耐，第一批进唐救灾部队威胁最大的是没有水喝。地震后，地下水下降。房屋倒塌，废墟堵塞，连水坑都干枯了。一个退伍的老兵带我们找水源，先找到一个游泳池，但已经干枯了。后来又找到一个排污水的洼子，上面还漂着分辨和死老鼠，但大家都趴在洼边喝了个痛快，并用水壶灌满污水，带回救护车给战友。直到几天之后，京津等地的水罐车陆续到唐山，解决了供水问题。
7月31日，也就是开赴灾区的第四天，我们才首次分得了食品。在这之前，我一直靠三个小面饼顶着，那时才知挨饿是什么滋味。
我们的营地在唐山市路南区的唐山二中，传说二中170多名教职员工死了150多人。作为小车班长，既要负责首长，还要负责医疗救护车，其他司机累了还要顶替，从早到晚连轴转，每天睡不到三小时。
一线的战士更辛苦，天不亮就起床，没水洗漱，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施救现场。没有大型机械，只能靠双手扒碎石，扯钢筋、搬尸体，要顶着烈日连续施救到天黑。
刚到唐山没帐篷，我们就睡在车底。起先一个多月洗不了澡，后来派来一辆洗澡车进营，解决了官兵洗澡问题，再没有比能洗个澡更惬意的事了。
距我们帐篷5米远都是成排的尸体。战士们不得不戴上口罩，喷洒药水。后来口罩也不顶用了，臭味憋得喘不过气。我们每人陆续领到三个防毒面具，但天太热，戴上两眼冒金花。
为消毒，领导强制我们必须喝白酒、吃大蒜。酒是水罐车拉来散装的，大家排好队，每人一碗，就一把生蒜，往往是辣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完成任务。
由于地震发生在凌晨，很多百姓没有衣服穿。不少人用布、纸和芦席围着。震后，唐山发生过哄抢衣服食品的事件，当时规定，抢吃的、穿的没关系。部队最初基本是克制的，后对一些妄图趁机发国难财的，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出城道路上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守卫。
救援战士患上痢疾肝病
震后十多天，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食品运到，各类干粮、大饼、水果在帐篷外堆成小山。还有各类油毡、篷布、塑料袋、锹、镐等工具。
我们营地距唐山市冷库很近，地震导致冷库坍塌，冰冻的肉遍地都是。但部队有规定，任何人都不准食用冷库物资。
救援期间，对救灾部队威胁最大的是疾病，主要是中毒性痢疾和中毒性肝炎。
因为水源不洁，食物不洁，最初许多战士都因中毒性痢疾病倒的。很多战友早上报道，下午就被送到野战医院；或者下午刚到，第二天一早就病倒。甚至有战士创下了每天拉肚子260次的记录。
而中毒性肝炎，主要是因为震后防疫，飞机从天上喷洒大量敌敌畏等杀菌消毒剂。地面防疫人员则熏蒸、喷洒消毒液，救灾部队一直身处高浓度消毒剂的环境中。那时，我的体重从120斤下降到91斤。
2007年，我曾和一位战友聊起当年救灾的经历。对方表示，由于当时喝污水、吃不净食物，以及极度疲惫，落下了慢性肠胃炎。
去年我曾与战友去过唐山。在一家打印店打印材料时，和战友无意聊起当年救援。四十多岁的老板听到了我们谈话，并嘱咐店员，坚决不收我们的钱。
那些天我在唐山打车，所乘出租车撞倒了前方一骑车人。对方起身就来打司机，我赶紧劝架。对方起初说我多管闲事，在得知我是救灾老战士后，当即表示不再追究出租司机的责任。
如果有可能，我和战友们很想自费到唐山故地重游，见一下我们当年救助过的人。
常江西，60岁，1975年至1978年在军服役，大地震时陆军38军下属某部高射机枪连副班长，为震后首批入唐救灾战士之一。
救援经历是一生的财富
我们当时驻扎在河北易县，农忙时节，我在团部下属的农场插秧。地震当晚，我们都被惊醒跑到院里。后来天刚亮，就接到团部叫我们回去集合的通知。天下过雨，我们的车陷到泥里，命令紧急，我们跑步十几公里赶到团部。
等返回团部已是地震当日上午7时左右，救灾的先遣部队已经出发了。我们驾着后勤部门的车，匆匆吃了两口早饭也出发了，并在第二天早上9点抵达唐山。
我们是第一批进入唐山救援的战士。我们连队被分到市委大院救援，一到地方就开始扒人，工具只有撬杠和铁锹。由于来的路上一天没吃饭，我们正准备拿着西红柿和黄瓜做点吃的，一下被受灾的群众拿走了，我准备去追，被指导员拦住。
于是，从出发到救援首晚，我们两天一夜没吃东西。又热又渴又没水喝，常有战士干着干着突然休克过去。他们被抬下去挂一会盐水，休息一会又上来救人。
那时每天早晨6点就出去救人，直到晚上看不见了才收队。夜里部队在广场上打地铺，余震让地面像被推土机推动一般晃动，但我们太累了，照样睡。
在救援的前几天，还救出过活人，再往后就见不到了，只有遇难者的遗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气中到处都是腐臭味。起初我们用蘸酒精的棉花塞在鼻子里，发现无法阻隔臭味。戴两层口罩也不行，后来戴了防毒面具，虽然没了气味，但太热，戴个十分钟里面就全是汗水。后来大家索性硬着头皮救援，直到后来逐渐被迫习惯，因为哪里都是臭的，无论白天黑夜。
救援初期物资匮乏。后来有领导视察，发现我们在路边吃窝头，说战士们太辛苦，叫赶紧把震坏的粮库和冷库里的肉拿出来吃。从那之后，就天天有肉吃。
震后大约十天，救援基本结束。我们开始给群众盖防震棚。部队又组织了一百多辆水车每天从北京往返运水，战士们挨家挨户给灾民送蔬菜和粮食。
震后二十多天，防震棚也搭好了，各地支援的物资也跟上了，全国人民想得很周到，什么针头线脑、白糖、肉、香烟应有尽有。
我们在那待了一个多月就走了，很多细活留给了后续部队。
退伍后我回到滁州，在当地水产公司工作，直到今年刚退休。我时常和战友们回味在唐山的救援经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锻炼。之后只要我遇到困难，我就会想，再没有比大地震救援更难的事，于是任何问题都迎刃而解。经历过唐山救援的战士，不怕苦也不怕累，这是对人生一笔莫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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