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陈秀敏常被人视为两个人，一个彪悍泼辣，一个温柔和蔼。在弟妹面前，她即是姐姐，又是母亲。四十年后，杜明艳仍心存幻想，希望某天一开门，来人对自己说：“老闺女，妈回来了。”尽管她知道，自己亲眼见到了父母的尸骨。他们都是“唐山孤儿”。唐山大地震让4204名16岁以下的儿童失去了双亲。最小的，仅三个月零2天。那场劫难对他们命运的扭转，今生或难抚平。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从当年的“孤儿”中，选择“大孩子”陈秀敏和“最小孤儿”杜明艳为人物样本，通过分析他们的成长故事和性格特点，解读唐山孤儿的现今与地震可能的关联。
父母震亡 13岁女孩当家
多年以后，对于妻子陈秀敏从梦中哭醒，王永森早已习惯。不用问，她定是又梦见自己的母亲了。陈秀敏总是做着同一个梦。梦见自己陪母亲上医院，母亲则躺在担架上，排队看病的人好多好多，似乎总轮不到自己。她其实清楚，母亲在四十年前就没了。那一年，她13岁，拉着11岁的妹妹和9岁的弟弟。
地震当晚，小秀敏是被雷声惊醒的，醒来发现自己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之下。直到当天上午7时，他和弟弟、妹妹以及母亲，才被赶来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们救出。毫发未伤的姊妹仨这才发现，先前居住的地方已沦为一片平地，地上全是堆放的死尸——“当时都傻了，也不知道害怕了。”从母亲口里，陈秀敏得知，原本父亲已跑到屋外，又折回来抱弟弟，结果被房梁当场砸死，而母亲则被砸伤了膀胱。哥哥们把母亲抬到路边躺着等待救援，又转去营救别人。适逢天降大雨，雨水直接打在了惊魂未定的灾民身上。在小秀敏的回忆中，母亲仿佛泡在水中。见家附近的一个招待所正在分发被褥，她也跑去领。13岁的丫头，在乱哄哄的现场站了半天，也没人搭理。小秀敏一下急了，扯着嗓子大喊：“我妈要是要是被泡个好歹，跟你们没完！”这才有人给她一床被子，她抱去给母亲盖上。这是她首次展现彪悍一面。现实局促，逼着她成为了“家长”。地震当晚，小秀敏三姊妹被亲属接去灾情较轻的唐山市丰润县乡下。据她回忆，因为家庭内部原因，他们并不被亲属待见。或正因如此，小秀敏的母亲，始终不肯去外地治伤。陈秀敏后来得知，震后第六天，父亲的遗体被扒了出来，听闻消息的母亲哼了一声，就断了气，“如果在的话，现在也80岁了。”乡下没结婚的五叔想抱养陈秀敏的弟弟。她抱住弟弟和帐篷支架，死不松手。最终，这个中年男人，硬是没抢过这个13岁的姑娘。这让五叔与她绝交至死。“弟弟跟着我，我能看见，放心。”陈秀敏说，她当时就觉得五叔条件不好，弟弟跟着会受罪，而跟着自己，有口吃的还能分他一半。灾后一个月，陈秀敏和妹妹回到唐山。从亡父的一条裤子里，她发现了十几块钱，于是买了些纸钱，在路边给父母烧了。救援的解放军发现了哭泣的姐妹俩，将他们带回部队。
唐山孤儿被送育红学校
在陈秀敏成为孤儿的时候，出生仅3个月零2天杜明艳也失去了双亲。她的母亲在地震中当场身亡。父亲本已跳出了所居平房的窗户，又跑回来抱杜明艳和姐姐，结果伤了腿，在送医途中大出血也去世了。这些后来由亲属还原的场景，成为双亲留给杜明艳最后的样子。对她而言，父母的样子更像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精神符号。大地震，让包括149名3岁以下儿童的4204名孩子失去了父母。杜明艳正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当时，对孤儿的安置采取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同时并举的方针。河北省在石家庄和邢台建了两所孤儿学校（又称育红学校）。唐山专署将地直机关阵亡干部职工遗孤也集中起来，成立了育红学校。部分地区、工厂单位和敬老院也收养了一定数量的孤儿。其余的大部分孤儿，全由亲属带养。杜明艳和陈秀敏三姊妹，都被分到了邢台的育红学校。登记入学名额时，陈秀敏的弟弟尚在乡下，大队只报了两个名额。有人劝小秀敏留下，让弟弟和妹妹去上学。但她非要跟着，并放言，“就算爬火车尾巴也要跟着。”这是一个13岁的女孩，在猝不及防的命运中，保护弟弟妹妹唯一可能的方式。好在三姊妹并未受到名额限制。在邢台育红学校，他们受到了令当地孩子艳羡的待遇和关爱。大体是同一时间，杜明艳也被送到了那里。石家庄和邢台的育红学校，分别安置了514名和247名地震孤儿。学校的教师、保育员、炊事员等人员，皆是从各校、幼儿园挑选的优秀和模范工作者。学校设有哺乳室、幼儿班、学前班，小学各年级乃至初、高中。“学校待遇很好，每天午饭都有肉，每季发一身衣服一双鞋，别说针线文具，就连女生的发卡和皮筋没了都可以去领。”陈秀敏说，在那个凭肉票、布票买肉买布的年代，这是外界孩子无法企及的。除大孩子自己洗衣服外，其他孤儿的一切生活，都由专职的保育员料理。有的孤儿病了，老师们就领回家去，当自家孩子照顾。孤儿们一个个吃得白白胖胖。身高只有150cm的陈秀敏，体重也达到了120斤。作为最小的孤儿，杜明艳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因为长得又白又胖，她一直被称作“小苹果”。
唐山孤儿最怕被人骂父母
破碎的亲情、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外界的宠溺，促成了育红学校的孤儿们敏感而淘气的心理。在陈秀敏的印象中，因为“唐山孤儿”脾气坏，又特别抱团，外面的孩子都不敢惹。孤儿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人骂父母，一旦遇上，动手就打。“我们脾气不好也与老师的宠爱有关。”陈秀敏坦言，她的脾气正是在地震后变得泼辣的。一堂自习课上，有个女生与陈秀敏发生口角，对方骂了陈的母亲，陈秀敏上前就抽了对方一个嘴巴。老师事后让她写检查，她硬是不写：“我连检查俩字都不会写，她要再骂我，我还打！”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学习上，孤儿们大多成绩一般，哪怕明知家里空无一人，还是忍不住会在上课时想家。陈秀敏一度总觉得母亲没死，只是因为转出治病失散了而已。总有一天，母亲会回来。“因为唐山孤儿淘气，我们小学毕业升入当地中学时，哪所学校都不要我们。”陈秀敏说，后来只好在一所小学里为他们开设了中学班，由小学老师任教。但孤儿们依旧生活在育红学校。影响他们性格的亲情、物质、环境等成因并未发生改变，因而陈秀敏的脾气仍在向暴躁一边偏移。中学的陈秀敏戴了眼镜，为此遭到一名男生嘲笑，打又打不过。于是，她约了四名唐山女生，带着木棒，候在男生放学的必经之路上。五名“女汉子”追得这名男生连书包都不要了。直到男生求饶，她才将书包还给对方。尽管对外凶悍暴躁，但对于弟弟，陈秀敏却展现出与一个姐姐不相符的温柔与耐心。自从双亲去世，这个女生就肩负起了母亲的使命。无论喝水洗衣，还是要纸入厕，由保育员照顾的弟弟似乎更愿依赖姐姐，而陈秀敏也总耐心地一一满足。陈秀敏在校上课的时候，小明艳也正经历着成长。由于始终不够学龄，她每天的任务就是三餐、午休以及与小班的孩子玩耍。这让杜明艳直到8岁返回唐山时，才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回想起来，她不禁觉得可笑。谈及自身和唐山孤儿敏感的习性，杜明艳坦言：“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物质上关照得太多，而心理上又太过匮乏。”
“若家庭健全，不至宠他如此”
地震五年之后，初中毕业的陈秀敏回到了唐山。一同归来的，还有小学毕业、无心读书的弟弟。而妹妹尚在邢台读初中。18岁的陈秀敏面临工作。为解决孤儿就业，唐山市决定，在每年的招工指标内优先安置孤儿，并尽量安置在有就餐和住宿条件的单位。安置工作后，各单位团组织还要继续关怀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恋爱婚姻问题。陈秀敏先是从街道获得了一套住房，又辗转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成为一名护理员。她先是为截瘫病人做生活护理，后来又相继考上了护士和护师，改为负责病人的治疗。期间，陈秀敏恋爱，结婚，生子，一切波澜不惊。在陈秀敏的回忆中，弟弟仍一如既往地依赖她——今天交个话费，明天买双鞋，隔三差五打理各种琐事。甚至旷了工，工厂还得让陈秀敏帮助找人。连他结婚，也是陈秀敏每月定存15元，存了三年才凑够的钱。而弟弟自己每月几千元的薪水，却常常花得精光。有人说她不像姐姐，更像个母亲。连老伴王永森也劝：“啥事都惯着，啥时是个头？纵容反而害了他！”陈秀敏一狠心，决定教育一下弟弟。2011年的某天，弟弟开口向陈秀敏借两千块钱。陈秀敏故意说只能借一半。弟弟一赌气，再不理陈秀敏。陈秀敏没想到的是，不久后弟弟就遇车祸去世了。愧疚、自责瞬间向她袭来。其中既有身为姐姐，对弟弟自幼孤苦的怜悯；又有作为家长，对其恨铁不成钢的怨恨；还有对自身大地震后无法掌控命运的无力感。这些情绪纠缠在一起，最终将她击溃——“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我也不至于宠他如此。”她的头发一下白了，看上去一下老了十岁。体重也从120斤骤降到不足90。单位的同事，都劝她去看病。这局面至少持续了三年，直到后来为儿子操持婚事和照看孙女，陈秀敏才在忙碌中得以解救。三年前，50岁的她退了休。由于儿媳16岁时母亲便去世了，陈秀敏对她又多了一份体谅：“我能体会她的感情，肯定不让她受我那种苦。”在面对两岁的小孙女时，陈秀敏也是颇有耐心，一遍一遍地捡起孩子反复丢弃的玩具，这与她先前泼辣的个性形成鲜明反差。难怪有人问陈秀敏：“你怎么像两个人呢？”
不惑之年仍感缺乏归属
陈秀敏返回唐山的时候，杜明艳仍在育红学校打发自己的童年。随着毕业的孩子越来越多，石家庄和邢台的育红学校进行了合并。在石家庄又生活了两年后，8岁的杜明艳回到了唐山。按政策,返唐的孤儿分亲属带养和单位抚养两种。杜明艳和姐姐则被三姨领养，从无忧无虑的集体，瞬间切入“家庭生活”。这段特殊的经历，也奠定了她敏感、要强的性格。现今，她在唐山一家医院的后勤部门工作。作为一名15岁男生和一个一岁半男孩的母亲，她和丈夫的双亲都已去世，每天不断在工作和照顾家庭间无缝切换，忙得像个陀螺。地震四十年，杜明艳已入不惑之年，但她依旧感觉迷茫，甚至有了抑郁倾向。“孤儿永远是孤儿，父母不可能重生。”杜明艳说，当自己身处挫折、无助时，常想要有一个父母陪伴该有多好，哪怕对方瘫痪在床，只要活着，自己心就会沉静下来，就会有归宿感。地震三十周年时，唐山孤儿们曾集体回邢台看望当年育红学校的老师们。此行中，杜明艳与当年照顾自己的董阿姨和周阿姨重逢，并称她们为“妈妈”，之后逢年过节，总去探望。只有那时，她才有家的感觉。可没过几年，周妈和董妈都走了。“爸妈，你们要活着该多好。”有时骑车上班，杜明艳也会如此默念。因为父母早逝，她始终都在寻求某种归属和寄托。但恰恰又因无所依靠，最终只能故作坚强。不久前她赶上发烧，因坚持母乳喂养不能服药。卧病在床，她在疼痛之间默默告诉自己“一定会退烧的，明天一定会好起来。”想着想着，不禁落泪。她常像游戏读条一般，不断给自己打气：“已经熬过三分之一了……还剩二分之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坚持的信念。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杜明艳已看过多遍。张静初饰演的“唐山孤儿”，有着与杜明艳极为相似的命运。但在杜明艳看来，“张静初”比自己幸运，起码她最终找到了生母。汶川地震时，有电台请她去做直播。她在电波里向汶川孤儿们喊话：“虽然我们失去了父母，但会有更多的父母来关心我们。”其实，她这话是说给听众听的，她在试图呼吁，社会应给予地震孤儿们更多心理层面的关爱。除了曾在唐山截瘫疗养院做了多年志愿者，并获“唐山市扶残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外，她还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为依靠低保或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和孩子捐钱捐物。汶川和玉树地震，她也通过红十字会各捐了一千元。去福利院当一名教师，也是她现今的梦想。跟踪拍摄唐山孤儿多年摄影师常青介绍，现存唐山孤儿们因长期缺乏家庭管束，十有八九都很韧性，很多人都遭遇了离异。地震虽已远去，心底的余震却并未随之消减。四十年后，陈秀敏已逐渐从失去弟弟的痛苦中走出。但她对打雷的恐惧，从地震当天便延续至今，只要打雷，便不敢一人在家，总要往邻居家跑。四十年后，杜明艳仍心存一丝希望。希望某天一开门，有个老人站在门口对自己说：“老闺女，妈回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