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文科简介
乔文科，笔名老乔，1937年出生，山西省昔阳县人。1962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受教于孙其峰、张其翼、刘君礼诸教授。主攻中国画，尤精人物画，基本功扎实，工写兼能。曾任河北省美协常务理事，唐山市美协主席，现为唐山市美协顾问。乔文科从事美术教学工作40多年，潜心中国画、连环画、年画的创作，努力从生活中积累素材，作品注重表现当代生活，反映社会重大事件，创作了系列较有影响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创作了《井下归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期间，曾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倍受鼓舞。70年代主要作品有《春到沙石峪》、《巨大的鼓舞》、《毛主席视察水泥厂》。1979年创作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并获得河北省特等奖。80年代主要作品有《朱总和孩子们》、《领袖与人民》（合作）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两件作品均获得全国第三届年画评比二等奖，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90年代主要以少数民族风情和古典人物为题材，用传统的笔墨精神与生活深度相融合，刻意求新，开拓出一片新的艺术天地。近年来以浓厚的兴趣，研究探索中华民族深厚的民俗美术，著有《钟馗与钟馗画法》，其钟馗画作亦著称于世。2006年至2010年7月历时4年时间，与孙叔文、刘文甫、趙锡复合作绘制了近百米长卷《唐山大地震祭》并出版发行，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在美术界，乔文科算得上是重量级人物画家。在半个世纪时间里，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紧跟时代的脚步，创作了大量历史题材作品，使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袖形象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而给我的第一印象，还是他那经年未改的浓重的山西昔阳口音……
珍藏的记忆
乔文科1937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赵壁村一个农兼商的家庭。10岁那年他便迁居东寨村舅舅家放牛，而且一去就是三年，每年以一石小米作为报酬。他喜欢舅舅，因为舅舅是村里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会编织，会画画，炕围子、板柜上、大门上满是舅舅画的花草呀、喜鹊登枝之类的图案。闲暇时，他给舅舅打打下手，有机会也会描上几笔，这便是他受到的最原始的美术熏陶。
姐夫、姐姐参加工作较早，解放后在河北省人民政府上班。1950年，他们把乔文科接到保定冀中干部子女学校上学，当时没有校舍，暂时借用保定师范附小上课，住宿在保定莲池对面的天主教堂。学生享受供给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乔文科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53年新校舍在保定北关落成，改名叫河北小学。不久，学校来了几位年轻老师，其中教美术的薛树森老师人很帅气，水彩风景画画的特别好，还能画一手好速写。这对于乔文科等几位喜欢美术的同学来说，真的很有影响力和吸引力，于是乔文科参加了学校美术小组。每到星期天，薛老师就要带领学生到附近农村写生，或去慰问劳动模范，为他们画像。他当年非常要好的同学刘之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乔文科喜欢绘画，常常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伟人像临摹，画得像极了。有时他去郊外写生时，我都给他提着水罐，帮地换水，总是跟在他旁边专注地看他画画。”
当时，乔文科对画画着了迷，只要有了灵感，会随时随地将身边发生的事画出来。班里组织篮球赛，他将一位球员坐在篮球上小憩的场面画了下来，取名为《休息》。学校组织除“四害”，他画了一幅《挖蛹》，被选送参加了“保定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科学艺术作品展览”，还获得了一等奖，被《保定文艺》刊载。几十年来，乔文科始终把当时奖给他的笔记本保留着，因为这里边珍藏着他一段美好的记忆，激励他在绘画上不断进步。
1954年，乔文科考上保定市第四中学。他是学生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负责办板报，经常把身边发生的事编成故事，画成连环画，在板报上展出。上初二时，学校组织到清苑县冉庄参观地道战遗址。别的同学是去凑热闹，乔文科却画了五六张速写：地上地下连成一片，民兵有的从树洞，有的从灶坑里、磨盘底下钻出来，神出鬼没，很生动。美术老师何叔文鼓励他将稿子放大，贴在学校的板报上，吸引了不少老师同学观看。
1957年保定市有40多名学生报考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美术系，乔文科以前三名的成绩被录取。
“白专班”的团支书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经过院系调整，先后成立了河北艺术师范学院、河北美术学院。乔文科所在的是五年制美术大专班，由于那一年招生比较严格，学生绘画基础普遍较好。刚进大学校门，正赶上“反右”运动，好多教师被打成“右派”，天天开批判会，心里不满意，但嘴上不敢说，大家只能偷偷地画画。学校广播里批评一年级小同学不极积参加运动，是在走“白专”道路。乔文科所在的班则被称为“白专班”，而他正是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虽然运动占去了很多时间，但在孙其峰、张其翼、刘君礼、李智超、王双成诸教授的悉心指教下，班里的学术氛围很浓，学生学习都很刻苦，这无疑为乔文科提高学业水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乔文科的绘画水平在学校崭露头角。1961年，他和刘文甫共同创作了一幅《书记下食堂》，以四年级集体创作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在学校师生中引起很大轰动。45年后，同学们聚会时谈起此事，无不引以为荣。2007年出版的天津美院一九六二届毕业班纪念册还特意收录了这幅作品。
乔文科不仅是班里创作的主力，而且是集体创作的组织者。1962年2月，在山西省平陆县曾发生一起重大的食物中毒事件，有六十一位民工生命垂危。当时，围绕着抢救这六十一位阶级兄弟，华厦大地上奏响了一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凯歌。著名老新闻工作者穆青写的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生动地记录了这件事，读后令同学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乔文科的倡议和组织下，班上几位骨干紧急行动，编脚本的编脚本，画画的画画，顺利地完成了由三十余幅画面组成的同名连环画的创作，《连环画报》很快予以发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来自穷山沟的乔文科懂得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速写本不离身，走到哪里画到哪里。1959年利用寒假去兰州，遂到河西走廊采风写生，观看了当地的社火，他用速写记录下舞龙灯、打腰鼓、踩高跷、划旱船等群众传统狂欢活动的场面，回校后整理创作了一幅水墨写意人物画《太福灯》，美院校刊《艺光》予以刊载。一次到海河口写生，深入渔民生活，他抱病制作了十多米国画长卷《海产大丰收》。
在乔文科等骨干的带动下，这个班的创作热情非常突出，全校发表的美术作品，大部分出自这个班。同时，在天津修海河活动中，他们班被评为市级模范先进单位。班里的体育活动也很突出，排球队在全校比赛中名列第一，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比赛。为此，校党委书记高镜明在毕业典礼上郑重宣布：“你们班不是什么‘白专班’，而是名符其实的又红又专的班集体！”
永恒的纪念
1962年，乔文科以优异的成绩从河北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北省轻工业厅。他认为这里不能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主动要求到基层去，结果来到唐山陶瓷工业学校。当时学校条件虽然很简陋，但可以边教学边进行艺术创作，工作还顺心。这一年，乔文科和刘文甫、赵文然共同创作的组画《穷棒子的后代》就是他走出校门后第一次尝试。作品表现了王国藩对青年进行“穷棒子精神”教育的场景，《河北画报》发表后，“唐山三文”（三位作者名字中间都有“文”字）的美称便不迳而走。
新中国成立后，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受到极大重视，六十年代初，华北局决定举办“华北年画、版画美术展览”，乔文科血气方刚，生正逢时，在完成好教学任务的同时，立足唐山本地的重大事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革命历史画创作。
1958年9月1日，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到开滦唐家庄矿视察水利采煤。他们参观井口流洗槽车间、沉淀煤水池后，穿上矿工服、戴上安全帽、蹬上长筒胶靴，于下午三时半乘罐笼来到井下，在水利采煤工作面和工人、技术人员攀谈，周恩来还扳动水枪转了几下。看完水采全过程后，刘少奇、周恩来在井下稍事休息，直到晚上七时半才由井下上来。他们上井后热情地向矿工招手致意，并与劳动模范合影留念，给矿工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为了再现这一历史事件，1964年乔文科被抽调去画《刘少奇、周恩来视察开滦》。乔文科在煤矿住了一个多月，在何柳生的陪同下，先后两次下井到巷道写生，体验生活。他打破固定程式，大胆借鉴其它画种的表现手法，决定用工笔年画的形式表现这一主题。为了适应新年画构图饱满、色彩艳丽的特点，乔文科最后把目光聚焦在刘少奇、周恩来由井下回到井口那一刻，并将作品定名为《下井归来》。画面背景是矗立的井架，刘少奇手里拿着安全帽，工作服挽在臂上，与周恩来一起风尘仆仆，同矿工边走边谈。构图简洁朴实，色调明快，人物刻画细腻，同环境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极具视觉震撼力。
当时，刘少奇副主席的形象出现在美术作品上并不多，这幅画可以说是“文革”前最后一件，准备发表在《美术》杂志1966年第1期上，并参加了全国美协举办的“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1966年2月，乔文科作为展览观摩座谈会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文革”中，刘少奇被打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制成的年画版样也被销毁。
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为此，《中国青年报》重新发表了年画《下井归来》，并配发题为《你又回来了》的诗歌。接着，《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陆续转载，这幅作品便成为全国人民对少奇同志的永恒的纪念。
收获的季节
《下井归来》的创作成功，使乔文科积累了一些创作经验和体会，受到了极大鼓舞。正当他踌躇满志时，“文革”开始了。学校里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师生都投入到运动中来，他被抽调到唐山市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到启新水泥厂画“厂史”、到遵化建明公社西铺村画“村史”，到部队去画“战史”，繁重而琐碎的任务消耗了他大部分精力，直到1972才恢复美术创作。这一年创作的单幅年画《春到沙石峪》，反映了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代表纷纷装着土到遵化沙石峪参观学习“万里千担一亩田”代表精神的感人情景。这幅画由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连续三年再版。
逝去的岁月令他惋惜，但经过“文革”的历练和反思，也使他对革命历史画有了更高层面的认识。如果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乔文科革命历史画创作的起步阶段，那么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便是他的艺术日臻成熟的历史时期。
为了减少盲目性，乔文科找准自己的切入点，即题材内容的选择上以描绘领袖形象为主，表现手法上以工笔重彩年画为先，通过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理解和高度概括，艺术地还原和再现某一历史瞬间，突出表现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1973年创作的《巨大的鼓舞》，1977年创作的《毛主席视察四二二水泥厂》（合作），即是这一时期年画创作的有益探索。前者描绘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冒着三伏天的炎热，视察河北安国县农业试验田，在席棚下和社员亲切交谈的情景；后者再现了1954年4月22日公私合营前夕，为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毛主席亲自到唐山启新水泥厂视察时的场景，均受到美术界的肯定和好评。
在年画创作的同时，乔文科对水墨写意画和连环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79年创作的水墨写意画《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以独特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并荣获河北省美展特等奖，同年《共产党员》杂志予以刊载。1983年创作的连环画《李大钊的故事》（合作），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53万余册。
八十年代初，乔文科的革命历史画从成熟走向辉煌。他在对作品主题内涵作深入探求的同时，又致力于表现技巧的不断深化和突破。《朱总和孩子们》（合作）缘于《中国摄影》1979年第5期上的一幅摄影作品《朱总观战》，乔文科看到朱总在云南农村观看孩子们下棋的生动镜头时倍感亲切，激发了他再创作的愿望。这幅年画生动地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关注儿童成长的无限深情。《领袖与人民》（合作）为12幅四条屏年画，反映刘少奇于1961年为了解农村基层出现的新情况，回到湖南家乡调查研究与乡亲们促膝交谈的情景。这两幅作品均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获优秀奖，同时获得全国第三届年画评比二等奖，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补前人之所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乔文科一改单一工笔重彩形式，开始注重写意人物画的探索与创作，并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题材以少数民族风情和古代人物为主，代表作有《大理三月》、《彝族姐妹》、《文王访贤》、《屈子回首》、《米颠拜石》、《丽人行》等。而其中画得最多的当属吉祥人物钟馗。
乔文科钟情于钟馗画要追溯到1985年。当时天津美院要调他去教工笔人物，并已为学生上了一个月课，最后阴错阳差没有办成。临别时，杜滋龄先生以一幅《钟馗驱邪图》相赠，引起乔文科极大兴趣，从此他便以钟馗画参加笔会，或赠与亲朋好友，并将钟馗画作为自己重点研究的课题。
千百年来，钟馗作为民间俗神，已经成为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象征，钟馗打鬼、驱邪镇宅、赐福送祥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广为流传。自唐代大画家吴道子首创“钟馗样”始，钟馗得到历代画家的喜爱，钟馗题材便成为历久不衰的画题。为此，乔文科从搜集研究有关钟馗的传说和钟馗画演变发展开始，从远古的大傩仪式，到唐明皇梦呓、钟馗嫁妹、冥府鬼谈等，他全部记录在案。从元代龚开的《中山出游图》、颜辉的《元夜出猎图》，到明戴进、朱见深、仇英、陈洪绶、李士达，清代高其佩、黄慎、罗聘、任伯年、钱惠安、裔宏、居廉、仉田、方薰、徐白斋、萧晨、闵真，直到近现代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任率英、程十发、董辰生、方成、丁聪、詹同、陈冬至等名家不同题材、各种风格的钟馗画，他尽收囊中。同时，他还广泛占有全国各地民间有关钟馗的年画、剪纸、拓片等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无疑为他探究钟馗画的起源和演进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钟馗画属于中国人物画的范畴，但与一般人物画又有所不同。从特定的主题内容，到丰富多彩的人物造型，以及诸多相适应的表现手法，都有其特有的艺术规律和要求。乔文科依据自己数十年的教学实践和创作经验，从理论的高度，对钟馗画的设计、构图、寓意作了探索性的归纳总结，同时遵循特有的规律和要求，按照工笔白描、工笔淡彩、工笔重彩、写意画法、指墨画法，创作了近六十幅钟馗题材的示范作品，于2000年3月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名为《钟馗与钟馗画法》。
《钟馗与钟馗画法》的出版在美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乔文科恩师孙其峰先生专此写信祝贺，信中说：“我画几张（钟馗画），选了二张给你，画的当然不好，这好比让我当接生婆一样的外行。但它又很新鲜。中国人（包括外国人）谁手里也没有我画的钟馗。这算作你出书后第一件反馈的作品吧。”孙老在画上还题道：“鬼比我凶，鬼比人多，剑折技穷，奈何奈何。老乔老弟，善画人物，并兼画钟馗。近著《钟馗与钟馗画法》一书，补前人之所缺，发古人之未发，读之获益良多。兴来信手，草草成此，寄赠老乔弟，为我指谬。”
永不停步
1998年，孙其峰先生写信鼓励年届花甲的乔文科，“从现在起做一计划，可先做到80岁，20年可以干出很像样的事情，齐白石不是从60岁才画得好了起来吗。你从现在起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六十岁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是相信“干”，干就是一切。我从不灰心，也不老‘换戏’，要认准一条道干下去。”
退休后，乔文科被河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返聘。笔名老桥，即甘为年轻人铺路搭桥，通向艺术的彼岸的乔文科义无反顾，不讲报酬，不辞辛苦，一干就是5年。直到2005年年底，他作为组织者和主创人之一，与其他三位画家开始绘制《唐山大地震祭》。当他和同伴以“舍我其谁”的气魄，以“就是豁出老命，也要把这个大题目做好”的决心，以蘸着血与泪的如椽巨笔，于2010年将高1.85米，长80余米的水墨长卷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乔文科终于有资格说：我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
对于今后的打算，乔文科很低调。他要结合唐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将革命历史画继续画下去，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在此基础上，进行山水、花鸟画的探索，以拓宽画路、深厚艺术素养，于80岁时，举办一次艺术回顾展，出一本画册。他说：“向年轻人学习，向生活汲取营养，跟上时代的脚步，这就是我今后要走的路！”(刘士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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